鈕承澤是個很有才華，也很細心的導演。我挺喜歡他這部片。
這部片有它的商業價值，卻也表現了導演想要的藝術價值。蚊子的意識流及時間的倒敘，十足後設味道。一句不斷重複的台詞，框住了這部點影的主軸。把一個年輕人對生命價值的探索，在友情、愛情、親情的交錯中，道盡了一個私生子對生命的莫可奈何。兩代人的恩怨情仇，也是想突顯這樣的基調。
利用學校卡奇服，與黑道的元素，表現台灣電影特有的意境。用便當、曠課單、退學通知書來突顯一位問題學生；用藤條、舉水桶來反諷體罰；用夜市、賭場、廟口、三溫暖、花街柳巷，代罪羔羊，表現台灣黑道的文化。還把台灣芋頭、蕃薯，還有台灣跟日本剪不斷理還亂的衝突，灌注在一個一直保有富士山櫻花明信片的青年及櫻花的意象上。甚至用端斗、白幡、靈堂、陰雨出殯、披麻帶孝這類電影不喜歡的題材，表現台灣，表現蚊子把對父親的情感轉移。
效率，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要指標。非但工作要有效率，連生活中的一切也要有效率。這使得現代人的生活步調不斷加快：走路步伐快、吃飯要速食，甚至連睡覺、上洗手間都得「趕快」。漸漸的，飲食、作息，乃至於內分泌，通通失調！不過，「物極必反」！「浪漫派」終究會被「現實主義」取代；「奢華風」亦漸歸於「儉樸」；「快」久了必然會「慢」下來。於是，過去兩年全世界又颳起了一陣「慢活」風潮。強調一切生活作息皆「慢」的生活態度。
然而，這是個競爭的時代，效率是競爭獲勝的重要因素！「慢」難道不會與這世界所追求的價值相牴觸？我的答案是，「未必」！畢竟，效率與快之間，不見得能畫上等號。
其實，效率應當解釋成「有效比率」，而不是快。因此，有效要比快來的更重要。假若一心求快，而忽略了「有效」二字。那麼「快」，其實只會加速得到一大堆「無效」的後果，而不是「效率」。
還記得「蘇菲的世界」中這麼說：「假如這世界是一隻兔子，而人都是住在兔子身上的微生物；那麼好奇的哲學家總是不斷的沿著兔毛往上爬，想要一窺究竟。」不過我認為，現在想一窺世界的不只是哲學家，還有科學家。然而，科學家究竟在研究些什麼呢？
有人說：「卓越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其實沒什麼不同，都是具備了豐富的想像力，唯一的差別只是在表達方式不同。」這番話或許有些誇張，但似乎也有一番道理。瞧！牛頓如何成為史上偉大的科學家？當然是憑藉豐富的想像力。不然，當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砸到他的頭，他也只會跟一般人一樣感到生氣，或是將蘋果吃下肚，而不會聯想到萬有引力了。由此推論，創意和想像力對於科學家和藝術家——甚至是哲學家、社會學家，乃至於政治家與企業家——都十分重要。否則，統計的結果只不過是一大堆沒有用的數據罷了，根本不可能從中衍生出改變世界的偉大理論。
當然，好的想像力還是需要依附在現實之上。因此，一部動人心脾的小說必不會和實際社會脫節；一幅巧奪天工的名畫也並定能和現實接軌——即使是超現實主義也不例外。科學當然也是如此，再好的想像力都不可能創造行空的天馬，科學上一切的假說、原理、定律也都需要觀察、實驗和數據佐證。否則，麥克士威也不敢恣意預言光是一種電磁波。
看完了蘇小妹三難新郎與莎士比亞的妹妹兩篇小說，我想，相較於蘇小妹的幸運，多數人皆會為莎士比亞的妹妹感到惋惜吧！雖然，同屬虛構人物，然而，就某依特定方面——姑且將其視為中世紀東西方女性的代表吧！仍不失其真實性。
蘇軾，中國史上一大文豪；莎士比亞，西洋文學巨匠。雖就史實而言，皆未曾聞其有妹。但，依現今多數人先入為主的觀念，一位善於掌握文字魅力的奇葩，若有妹妹，人們總會以「有其兄必有其妹」的想法，認為他亦是位才女。而兩篇作品也不出這種想像，同樣以此出發點為架構成篇。只是，文中女主角的遭遇差異頗大。因此，便賦予了讀者比較的空間。
漢、唐盛世前社會風氣雖開放，兩性依舊沒有平權。不過，相較於宋以下各朝代，已好過太多。宋代，理學鼎盛，保守思想抬頭，女性更受壓抑。雖有著名女詞人李清照，女性在當代受教育的機會仍趨近於零。中國如此，在沙文主義籠罩下的西方世界，相信亦難逃此劫。於是乎，莎翁妹妹的遭遇似乎更貼近事實。
